“話說天下大勢”這個講題我以前用過。羅貫中的文采氣勢說不得笑，而這些日子天下的大勢天天不同。讓我先說幾個真實的故事。
1、三個實例可教
第一個故事是弗里德曼告訴我的。他說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后，德國分為東德與西德，建起那有名的柏林圍墻。西德選走市場經濟的路。怎么走呢？他們決定不采用外匯管制，讓匯率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浮動，結果混亂出現，而此亂也，持續了約兩個星期，馬克的幣值在國際市場上穩定了下來，一直到今天。后來西德與東德的經濟發展的大差距，天下皆清楚。
這個實例教我們，市場的運作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能，而市場做到的，政府一般做不到。
第二個真實故事是香港前財政司郭伯偉告訴我的。他說二戰后，香港的貨幣鉤著英鎊，考慮的是怎樣管制貨品的進出口。考慮了一小段日子，他們不知道怎樣管，于是決定不管。這就是香港后來成為舉世知名的自由經濟、獲得東方之珠這個美譽的主要原因。換言之，香港昔日的經濟奇跡不是因為他們懂，而是因為他們不懂。他們聰明的地方是知道自己不懂的不要做。
這實例教我們，今天中國遇到的經濟困境，好些在政策上的失誤是因為政府不懂也要做。好比二〇〇八年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這個我認為是四十年來北京最嚴重的失誤，提出的人根本不知道合同的作用何在。
第三個故事也是香港的。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戰終結，無數的逃難者回歸到香港，也有新的難民。住房不足，租金急升，怎么辦呢？為了保護原來的居民，他們推出租金管制。我為這管制作過幾年的深入考查，寫下一篇后來獲美國一九七九年最佳法律論文獎的文章。
這租金管制一九四五年推出時，委員名單中有贊成管制的律師，但排除了反對管制的富有紳士。只看委員名單，我們就知道結果會是怎樣。這管制起初說只管一年，跟著延期一年，又一年，又一年，延了幾次就懶得再延，決定不斷地管下去，后來修改了三十多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放寬。今天大家在香港鬧市中見到的破破爛爛的舊房子，皆租金管制所賜。這實例說，很小的利益團體可以作出大壞事。
2、推斷中國如有神助
我的專業是以簡單的經濟學原理解釋復雜的世界，因為走的是科學驗證的路，只要局限的轉變掌握得到家，跟自然科學一樣，我知道的經濟學不僅可以事后解釋，也可以事前推斷，其推斷的可靠性跟牛頓推斷蘋果離開了樹枝會掉到地上一樣。這種經濟學的推斷困難，源于這門學問沒有人造的實驗室，不能以人工調控局限條件的轉變。只憑真實世界為實驗室，考查其中的復雜局限及其轉變，難度極高，其推斷出現失誤可不是因為幾個簡單的原則不管用，而是對局限轉變的掌握不夠深入。
一九七九年，英國撒切爾夫人辦公室的一位朋友說，夫人問：“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要求我回答。該年十月我到廣州一行，考查與苦思幾個月，一年后以這問題為題寫好后來成為小書的長文稿，提出肯定的答案：是的，中國會轉向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的道路走。
幾位獲經濟學諾獎的朋友讀了該文稿后破口大罵，說我發神經。為此該小書推遲了一年才發表，但跟原稿一字不改。
當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同事巴澤爾也不同意我給中國的推斷，但他說關于理論那部分真好，半點瑕疵也沒有，不發表可惜。今天回顧，真想殺了弗里德曼、諾斯、貝克爾、舒爾茨這幾位諾獎得主。是他們的大力反對阻遲了該小書的出版逾一年。我真的在一九八〇年底完稿后一個字沒有改過，要是該小冊能在八一年初面市，我這個經濟學家會把所有風水先生比下去。
3、經濟學的真諦
四十多年前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教高級價格理論，我提出一個今天在行內很有名的例子，可惜盜用的人往往沒有指出是我的發明(還有不少說是源于我)。我說如果你把一紙百元鈔票放在行人路上，沒有風吹，這鈔票會失蹤。我說一萬元賭一元，有誰敢跟我賭？沒有學生舉手。我跟著說所有自然科學皆不能推斷該百元鈔票會失蹤，只是經濟科學可以。推斷該鈔票會失蹤是基于三個原則或公理：其一是需求定律，其二是成本概念，其三是競爭含意。
同學可能會問，推斷該鈔票會失蹤任何小孩子都可以，何必用上這三個公理呢？我的簡單回應，是一九八〇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也只不過是用上這三個公理，沒有其他！經濟學的事前推斷或事后解釋的能力跟自然科學沒有兩樣，只可惜經濟學沒有人造的實驗室，局限的存在及轉變只能由經濟學者到真實世界考查，不能在實驗室內把儀器隨意調校。
今天經濟學的沒落，主要是因為從事者懶得考查真實世界的局限，見到那些自己沒有學好的三個公理失靈，就轉向發明只有天曉得的古怪術語，創立新理論，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過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論，七十年代后期又再回頭，甚至大行其道到今天。這些新理論的推斷能力一律是零，你跟我賭十次會輸十次！
我曾經是一個回歸統計的專家——我為石油工業寫下厚厚的關于油價厘定的回歸統計報告，當年被該行業的朋友稱為《圣經》。當時我認識的回歸統計大師，一律知道而又同意這門玩意雖然好看，但不可靠，低手用上，簡直是自欺欺人，務求把方程式砌得好看，文章可以發表。這算是什么學問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當年學得而又從事了逾半個世紀的經濟學。
4、摸不準特朗普對貿易的看法
上述的不是閑話，但也要回到我今天要說的正傳。
美國特朗普總統搞起來的貿易戰，我那位在美國任生物大教授的外甥問：“中美貿易戰將會鹿死誰手？”我回應：“今天中國的中年人是吃樹皮長大的，少吃幾兩豬肉不會哭出來，但特朗普是靠美國的農民的投票而成為總統的，在戰略上哪方占了先機十分明顯。”
我們要注意一個關鍵問題。一國之內的市場競爭，一個商人要把同行殺下馬來。國際貿易呢？要賺他國的錢你要讓他國賺你的錢。然而，我很難判斷特朗普總統是否不知道國際貿易的重點，因為他說得清楚：他不能讓他在任期間見到中國的總經濟超越美國。發神經！
我曾經分析過，從總財富這方面衡量，中國已經超越美國，而且超相當多。關鍵問題是在科技知識那方面，中國落后于美國相當多，而我們不容易衡量這些知識資產所值的差距。
向前看，中國貴重的財富是天生聰明的腦子的數量冠于地球，而發展起來這些腦子是有著一個厚度極高的文化的支持。可惜目前中國的大學教育辦得不夠好，跟西方的有頗大的差距。我認為改進大學的運作不難，幾年前出版過一本題為《科學與文化》的書，提供了建議。
5、推出零關稅是殺手锏
轉談目前不少人關心的中美貿易戰，當二〇一八年的夏天這“戰事”開始時，我立刻叫一位朋友通知有關當局，中國要立刻推出零關稅——當然也要求對方互相零關稅。我建議的策略，是先從工業底層的市值工資比中國高出最多的國家入手。這是先與歐洲的先進、高工資的國家推出互相零關稅。這些國家一定接受。跟著是美國。他們也會接受，因為不接受在國際貿易上美國會被孤立了。
我歷來對那所謂保護“新興產業”(infant industries)的觀點有懷疑——我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大師皆如是。這里的關鍵是中國的發展早就超越了那個“新興”的時代。今天中國的進口關稅保護著的只是一些利益團體。一下子中國舉世推出互相零關稅，對中國不可能不是利遠高于害，只是逐步瓦解利益團體會比較容易調整。問題是越是“逐步”，瓦解利益團體的沙石越多。
6、一帶一路的正面闡釋
提到一帶一路，發展到今天，我的看法是重點不在于開發出一條新的絲綢之路，而是在于協助落后國家的發展，順便賺點錢。原則上，這是個好主意。理由有二。第一，落后國家的市場利息率歷來是高的，往往高達年息十多厘。投資回報的風險高當然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費雪之見，貧困人家對自己的生命與前途的預期比較短，因而愿意付出較高的提前消費之價。這提前消費之價就是利息了。
我當然反對中國用高利貸的手法來賺取落后國家的錢，但他們的發展空間比較大，而用投資的方法來協助他們的發展，舉世都應該支持。可惜香港的朋友說，一帶一路推到那里，美國就搞到那里。
第二項關于一帶一路的要點，是發展到今天，在基建項目上-公路、鐵路、隧道、機場、碼頭等——中國是無與倫比的天下第一把手。這些是有目共睹的項目，而發展到今天，基建在中國已接近飽和。把這些技術與人才資源推出國際，順便賺取一些合理的回報，屬明智，可惜政治問題的左右不容易處理。
7、越南的火爆是一個新起點
讓我轉談越南的問題。當二〇〇八年初中國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我立刻為文說中國的制造業不少會轉到越南去。過了不久，我更肯定這觀點，因為一位朋友告訴我越南政府顯然是讀過我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抄了過去。這點是否屬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認識的位于東莞的廠家朋友，告訴我不少行家考慮越南。
越南的制造業發展得興旺我早就知道，但令我驚奇的還是我那位在多倫多的九十多歲的姊姊。每次到訪，這位姊姊都帶給我一些名貴的衣著——雖然她知道我從來不管衣著，但她送的永遠是最名貴的。兩個月前這位姊姊到我家，送我一件襯衣，當然是最頂級的。襯衣上說明的是“越南制造”。這把我嚇了一跳，因為中國可以制造的最高的世界級水平的襯衣，越南也可以造出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就是問題。越南的工業勞動力的最低市值工資，今天約東莞的四分之一。這不一定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因為在河南、江西等地，那里的最低市值工資，跟今天越南的持平。沒有疑問，東莞的工業轉到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可不是因為什么騰籠換鳥，而是在國際競爭下不能不這樣做。
這里有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越南之外還有好些工業工資比越南更低的國家，如巴基斯坦、非洲等地，他們早晚會提升工業產品的質量。憂心工業產品斗便宜，是憂不了那么多的。
我們也要注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只五百萬人，但有五、六項產品其產量冠于地球。今天的越南人口高出昔日的香港十八倍，而如果北京的朋友認為不用怕，那就等待人口二千五百多萬懂得死干不停的朝鮮開放吧！是的，我認為死守我反對了多次的新《勞動合同法》，讓一些不成氣候的鄉鎮律師多賺一些錢，是非常不智的。
8、說往事可堪回首
這里我要跟同學說一些要點。今天你們面對的是一個復雜世界，求學期間不用功拼搏，增加知識，不會有好前途。回報率最高的是中、英二文都要學得好。問題是英文很難學，學了又容易忘記。但沒有選擇，英語你總要學到下筆成文。
有趣、易學而又回報率高的是中國的文化。我知道你們在中國文字與歷史這些方面的基礎不錯，但在那重要的文物方面你們認識得少。文物既有趣也易學，可惜在深圳——其實是整個南中國——博物館的藏品可教的不多。
我還要指出一點。數碼科技不論，如果你們要在一門學問上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專才，不管多聰明，中學后二十年的寒窗苦學是起碼的要求。我自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外，盡管我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但從本科到正教授只用了約十年加幾個月。
這例外是因為際遇好得神奇！從本科到博士后，有十多位二十世紀的大師圍繞著，他們喜歡教我。上蒼的幫助更重要：三十歲那一年，我無端端地一腳踏中一個困惑了經濟學者近二百年的難題，但我不知道，在一個晚上只兩個小時就破解了。簡單的，后來我一路走下去，創立了合約經濟學。
你們的機會看來沒有我當年那么好，但遇上高人愿意指導你們要懂得拼搏。我的一個外甥當年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我帶他到美國，從本科起只六年獲博士，遇高人，學生物，達大成時約四十歲，今天是世界級人馬。我的兒子當年在香港也沒有大學收容，在美國也遇到高人，今天研究醫藥，也算是世界級了。因為兒子在研究院修的是兩個博士要一起拿的課程，難度高，他達大成時約四十五歲。
你們今天能進入深圳大學，天資水平應該跟我的外甥與兒子差不多，只是機會有別。我們三個當年的水平是進不了清華、北大的。可能深圳大學也不收我們。我希望在座的同學明白，走學問的路我們三個都把自己的生命押了上去！
說不得笑。今天在西方的教科書中可以找到我外甥的名字，也可以找到我的名字。二者出現不多，不及楊振寧。名字打進教科書算是有一家之言，不容易。另一方面，在西方經濟研究院的讀物表中，最常見應該是我的作品。我把外甥氣個半死的，是經濟學的刊物出現了Cheungian Economics（張氏經濟學）一詞。這更困難，因為是代表著一個學派。可惜不多見。我是華盛頓經濟學派的創始人是諾獎得主諾斯一九九〇年在他的一本名著中首先提出的。
當然，我們三個算是世界級的加起來都比不上一個楊振寧，但我有一項本領楊大師應該沒有。那是Steven Cheung是一個經濟學者，張五常也是一個經濟學者。當年楊小凱大贊Steven Cheung，又大贊張五常，當他終于發現二者是同一人，嚇了一跳，跟著奔走相告。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往事。我回港任職后，一個說是從內地打來的電話，打到香港大學找Steven Cheung，邀請我到內地走走，當他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是張五常，立刻把電話掛了！
這就帶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今天我們三個在三門正統的學問上達到世界的師級水平——這點我沒有夸張。為什么中國改革開放了四十年，國家本土培養出來的世界級學術人物是那么少呢？我們三個的天資應該不俗，但當年在香港皆沒有大學收容。或然率說，今天在中國內地的天資不弱于我們的應該無數。另一方面，這些年北京上頭資助大學的錢是遠遠地冠于地球，但為什么今天我們見到的國產學問高人是那么少呢？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客觀地考慮這個問題。
這里讓我順便對從事經濟學的同學多說幾句。你們今天學經濟是走錯了路向。經濟學的重點是解釋世事，在推敲解釋的假說時，你們千萬不要讓數學方程式的框框約束著。你們要讓自己的腦子云游四方，想到有趣的就停下來多想一下。這里一點有趣的，那里一點有趣的，讓這些有趣的自由浮動，過了一些日子，這一點一點的會自動地組合起來，讓你寫出一篇有機會傳世的文章。
沒有機會傳世的文章，不僅不要考慮寫，讀也不要讀。想象力的體現是傳世文章必要有的條件。不一定足夠，但必要有。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越南戰爭而在美國興起的、跟著引進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算學報高下與文章數量來衡量學問高下的取向，是一個災難性的發展。思想傳世才是可取的衡量，可惜能早作判斷的人鳳毛麟角。
9、愛中國的文化是愛中國的準則
轉談中國文化的問題。我認為目前香港的青年上街，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學校沒有教有小許重量的關于中國文化的科目。我知道上街的有人收到錢，但認為屬少數。是的，我認為對中國文化缺乏認識是香港的收不到錢的學生上街的主要原因。不懂國家的文化不會對國家有歸屬感。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發表了《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建議香港的中小學著重于教中國的文化。如果當時香港接納了我的建議，今天那里的學生不會跑到街上去。我有無數舊學生今天是香港的中學老師，為了要理解香港學子的上街行為，我問他們香港中學的“通識科”是教什么。他們一律說是教廢物。為什么納稅人的錢要花在廢物上呢？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么昔日的英國統治香港，那時的中小學教中國的古文、詩詞，遠比今天為多。今天在內地的小學生，差不多全部可以背得出起碼幾十首中國的詩詞與古文。無數的小學生研習中國的書法。“愛國”一詞我不知何解。我這個老人家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從來不覺得有哪個國家可愛。
然而，我是個中國文化迷，古文、詩詞可以朗朗上口。為了興趣我對中國的書法有研究，而為了考查訊息費用，當年我喜歡在香港的地攤左問右問，這些那些是什么窯呀，怎樣鑒別真真假假。這些行為，當年不少學術上的蠢材對我多有非議，但讓我創立了今天看可以歷久傳世的玉石定律、欺騙定律、倉庫理論等貢獻。
10、中國的文物是大寶藏
說到中國的文物，我的認識說不得笑。除了書畫我得到專家朋友的指導，其他的知識都是自己在街頭巷尾的考查而獲得的。是那么有趣的學問，而略知一二會對中國有歸屬感。
我自己研究中國文物的經歷可以寫出一本厚厚的書。幼年時在香港，一位來自廣西的隸書高人教了我不少，而在一九五二年我用積蓄了半年的零用錢，購得該高人極力主張要買的宋拓《婁壽碑》孤本。真正地投入中國文化的研究始于一九七五年。那時為了研究訊息費用對行為的影響，我花了兩個月在香港廣東道考察產于緬甸的翡翠玉石的市場。
跟著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后，到福州一行，就轉為考查產自壽山的田黃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推土機頻頻在神州大地操作，出土的文物多，我差不多一律跟進。這些文物市場的有趣變化無數，而拍賣行的孰真孰假的行為，行內的朋友說起來無不津津樂道。
不要教香港的學子愛國，因為他們不會知道你是在說什么。教他們中國的歷史、中國的詩詞書畫、中國的文物。這樣，他們對中國會有歸屬感。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知識，在他們日后找工作時，很值錢！我自己怎樣看也不是個愛國的人，但因為我在廣西的逃難經歷與后來大手地跟進中國的文物，我對中國的青年格外關心。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論》解釋了我這個取向。
11、人民幣需要怎樣處理
最后要說的是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市場這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這話題以及我提出的把人民幣下錨的建議，十多年前我解釋過多次，可惜到今天還是看不到效果。我們要知道像中國那么大的國家，發展到有今天的勢頭，人民幣不成為一種國際通行的貨幣不成話。二戰前英鎊當道，二戰后轉到美元。一個國家的貨幣能成功地國際化有很大的好處。印制鈔票的成本近于零，外人接受多少你就賺多少，打回頭你就賺了利息。美國沒有什么外匯儲備——他們不需要，因為舉世都接受美元。
這里的一個難題是人民幣推出國際，在很大的程度上一定是替代著美元，美國當然不會接受，人民幣給殺下馬來可以是大災難。大家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試把日圓推出國際，被無情地殺下馬來，讓該國的經濟不景，持續了多年！
我們知道這些日子北京嘗試這里那里把少量人民幣推出去，只是推到哪里美國就搞到哪里。所以我認為北京要在整個地球一起推出，但一定要把人民幣先下一個穩定如泰山的錨。這個下錨的方法我解釋過多次，央行的朋友知道，也考慮過，我可沒有聽到他們認為有什么不妥，可惜他們不采用。這里讓我憑記憶簡述一次。
一、選擇二、三十種物品，包括衣食住行的各方面，最好在期貨市場選擇，也可在運作得好的批發市場選一些。這里要點是各種物品的質量要穩定，也要隨時有一個方差很小的市價。
二、這些物品構成一籃子，各種物品的比例固定不變。可以自由變動的是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各自按著市價自由變動。這一籃子物品加起來當然會有一個總市值。
三、現在由央行決定，一萬元人民幣可以購買多大的這一籃子物品。這就求得一個指數了。央行要把人民幣鉤著這個指數，堅守。
四、這指數是一個物價指數，調高算是通脹，調低算是通縮。我的建議，是央行每年把這指數調高二至四個百分點。這是弗里德曼平生所學的一個結論，今天美國的聯儲也是守著這個百分之二至四。
五、央行要印制新的鈔票才推出國際(好些年前聽說已經印制好了)，要有五百元面額的，當然要加上一些英文。為了增加接受性這些鈔票的設計重要。
六、人民幣推出國際后，央行當然要讓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自由浮動，也要讓內地的利率自由浮動。起初推出國際時，最好跟原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平過。
上述是我簡略的回憶，比較詳盡的分析可見于我二〇〇九年出版的《貨幣戰略論》及跟著的一些有關文章。
12、全面解除匯管是需要的
貨幣的用途是協助貿易與投資，不應該一石二鳥地以幣量的增減來調控經濟。這是當年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要點。蒙代爾是站在我這邊。選擇我建議的貨幣下錨制度，因為有需要守錨的約束，央行要放棄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
最后要說的，是把人民幣推出國際，一定要全面解除外匯管制才算是成功。我的主張是不要逐步解除——這會引起我們事前難以猜測的預期——而是要一放全放。這樣做，一起步央行的外匯儲備會相當大量地流失，但外間接受人民幣，這儲備會回升。我認為目前央行擁有的外匯儲備足夠應付這“全放”而有余。不要選人民幣有弱勢的情況下大事放開，而這樣放開匯管如果成功，中國的外匯儲備會急升。央行要把這因為外人接受人民幣而增加的外匯收入放在一個獨立的賬戶，用以保障人民幣的穩定。
不能說完全沒有風險，只是我建議的下錨方法會增加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接受性，因而會減低這風險。另一方面，近兩年內地的地下錢莊的運作，人民幣的官價兌換率跟地下的兌換率沒有差別，顯示著這些日子央行的操作是合格的。
日圓當年嘗試推出國際的經驗不好。要是今天人民幣推出去，我認為成敗的關鍵不在于有多少外匯儲備可以支撐，而是在于人民幣在國際上的接受性。我建議的下錨方法是我能想到的提升這接受性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一旦解除匯管，人民幣的國際兌換率的自由浮動重要，因為不管那下錨的一籃子物品的所值算得怎樣精確，市場還是要找到一個新的均衡點。
13、結語：天下大勢的關鍵何在？
我對人民幣推出國際與解除外匯管制的思考，擱置不再多想，匆匆近十年！可見北京的朋友在這些方面的發展，推進得緩慢，令人失望。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經濟強國，外匯管制一定要解除——這是沒有其他選擇的。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人民幣不全面地國際化不成話。但偏偏是在這個關鍵的話題上，人民幣推出國際會跟美元有最明確的沖突：整個地球需要用的貨幣就是那么多，人民幣推出國際，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會替代美元。美國要把人民幣殺下馬來是合情合理的。
這些問題，北京的朋友應該比我知得更清楚，只是需要怎樣處理大家的看法可有不同。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另一回事——北京目前處理人民幣國際化的方法，可能是在他們知道的局限下最好的。我的觀點，是不管局限如何，人民幣推出國際一定要先下一個穩定的錨。不一定要依我建議的，但錨一定要有，而此錨也，最好不要用上美元及其他貨幣。說實話，人民幣推出國際，北京不用懷疑人家會搞你。他們一定會！我的下錨建議，如果處理得好，外人無從入手搞。
我也注意到，有點錢的炎黃子孫滿布地球，如果他們都站起來，持人民幣，只這點，人民幣國際化就過了關。所以今天看來是困難重重的局面，從樂觀那方面看也不是那么困難。
上文提到，我的外甥問：中、美貿易戰將會鹿死誰手？在這里我可以提供一個明確而又肯定的答案：人民幣推出國際也是貿易，只要在這一項上成功，中國就勝了！
作者：張五常
